《中国金融》|构建全球领先的碳中和转型金融(下)

  作者|朱民  亓艳  宗喆‘作者分别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广发银行战略规划部总经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

  文章|《中国金融》2022年第2期

  在构建零碳金融体系过程中,我国可以充分借鉴在绿色金融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不断加强与国际领先零碳金融经济体的沟通交流,利用现存绿色金融市场的规模及生态,利用政策和市场相结合的体制优势,以碳中和目标为核心,不断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建设,逐步提升绿色金融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高标准、系统化、生态化、数字化地推进金融机构对碳中和目标的支持,坚持改革创新、提质增效,实现经济、科技与金融的和谐共赢。

  构建全球领先的零碳金融政策框架

  一是顶层设计构建零碳金融基础设施框架。可借鉴绿色金融发展经验,发挥制度优势,实施总体部署并进行分类施策,强化顶层设计和各方统筹,通过落实宏观指导和监管层面的风险管理政策措施,鼓励各方充分协调,不断完善绿色分类标准与信息披露等建立“零碳统计”所必需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并构建以市场为基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激励机制,引导国内外市场资金支持零碳金融转型。

  在目前阶段,我国需要制定与零碳金融转型和发展保持一致的基础政策。第一,建立全国统一、与国际接轨的绿色金融工具目录及统计口径,为发展零碳金融奠定执行标准基础。第二,建立符合国际零碳标准的绿色行为标准。鉴于我国高碳产业在经济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必然将有大量高碳排经济活动与碳中和目标长期“共生”。为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将资金直接导入碳中和的核心部门,我国需制定符合零碳经济需求的绿色行为分级标准,给予经济零碳转型融资需求清晰指引,进而为金融机构和私人投资者提供标准化的碳足迹信息,使其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纳入投资考量,并建立ESG数据库及量化评价体系,从而获得标准化的政策指引。第三,尽快构建与国际环境与社会风险披露机制趋同的强制性信息披露机制。为使披露机制发挥更大效用,还应构建市场化零碳认定标准及平台,通过第三方认证机构制定零碳认定与评估方法,为金融机构开展零碳金融业务提供有力支撑。第四,鉴于我国绿色信贷评估标准与零碳经济需求匹配度不高,为校准绿色信贷的靶向精度以及实现绿色债券的市场扩容,我国需要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零碳信贷及零碳债券标准,除“贴标”标准外,也包括对零碳金融工具的透明性要求和第三方审查机制。

  二是创新与碳中和一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监管机构需要充分认识到碳中和转型的金融风险。碳中和转型将结构性地改变资产定价和市场风险、融资结构、产出结构及劳动生产率。高碳资产的重新定价和财务损失风险会引起短期或长期的金融冲击。因此,宏观货币政策、金融稳定政策、市场操作政策和压力测试等工具中都需要引入对冲气候变化和碳中和转型风险的结构性政策变量,同时增加推动经济零碳转型的结构性政策变量。在高碳资产重新定价过程中,将会有企业出现估值下滑和违约风险上升,银行的不良资产和信贷风险会相应增加,在削弱银行信贷能力的同时,可能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因此,我国需要在货币政策中加入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和碳中和转型风险的结构性变量。第一,需要在宏观经济预测模型中加入因碳中和转型引发的结构性产出和消费变化,以及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变动因素,以对冲碳中和转型引起的宏观经济变化不确定性。第二,需要在货币政策中加入推进宏观经济零碳转型的碳中和相关结构性政策变量。例如,人民银行可以在资产购买计划中增持零碳债券,减持高碳债券;通过设立“零碳专项再贷款”与“碳中和专项贷款流动性窗口”等手段在再贷款政策中引入零碳工具,直接支持碳中和融资;把ESG因素纳入合格资产的筛选标准,直接支持碳中和融资和碳中和转型,引导市场资金更多地投资零碳债券,缩小气候变化相关资金需求的融资缺口;启用“零碳资产”和“零碳利率”工具,鼓励零碳投资。

  构建市场机制的零碳金融市场生态

  根据我国绿色金融经验与碳中和需求,需要构建一个以“低碳信贷机制”为核心,“低碳标准化投资机制”与“低碳非标准化投资机制”并进的复合型低碳金融生态体系(包括零碳投融资体系、碳金融交易体系、零碳金融服务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金融市场生态建设。

  第一,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实现资金调配的中枢部门和绿色信贷投放的主体部门,监管机构需加大对其发展低碳金融业务政策指引的力度,鼓励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多元化的形式主动融入复合型零碳金融生态建设,并要求其进行符合零碳金融体系需求的环境相关信息披露。第二,保险业机构应肩负起更重要的历史使命,成为衔接主次要零碳金融工具的中间环节。推动保险业适配零碳金融体系,既可与银行业形成良性互动,适度分散银行体系所面临的零碳转型风险,也可为公私募基金、资管公司、证券公司等各类投资型金融机构提供零碳投资指引。第三,应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体制优势,利用开发性和政策性银行、全国性大中型商业银行及区域性中小型商业银行、国有保险机构资金,带动公私募基金、资管公司、证券公司等其他私营部门资金主力投资绿色、零碳项目,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打造数字化零碳金融基础设施

  打造数字化可持续金融已逐渐成为国际共识。例如,英国已启动空间金融项目,通过部署地球观测设备,力求捕获地球观测数据,以帮助绿色金融进行宏观决策;瑞士于2021年4月启动了绿色金融科技行动,旨在成为绿色数字金融全球枢纽;欧盟正在推动法规建设,力求使所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实现数字化,并建立“欧洲单一进入”数字平台,收集欧洲所有公司的财务和可持续发展数据;部分国家的中央银行已开始和ESG数据供应商合作,努力建立全球企业TCFD信息披露的自动索引系统,加速本国及国际可持续金融数字化进程。同时,在意大利的推动下,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SFWG)正在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制定一套具有高度可比较属性的绿色金融高级别原则,力求为支持公平气候转型融资提供可行的一致性框架,以支持经济低碳转型。

  我国在构建零碳金融体系过程中,需要坚定地落实数字化,加大数字技术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应用程度,借助金融科技推动信息披露共享和绿色金融数据统计,并搭建统一的信息发布、实时更新的数据统计和分层查询平台,以帮助金融机构对相关金融资产合理定价,有效改善环境风险的负外部性。鉴于打造数字化的零碳金融基础设施,创造支持可持续投资的新型数字解决方案,有助于实现环境气候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有利于加强国际、国内双维度协调,我国还需要提高相关数字化方案的兼容性,关注数字技术在可持续信息报告中的应用、绿色产品和资产的识别与贴标以及可持续资产的交易行为。

  深度参与国际零碳金融建设合作和竞争

  我国需要进一步参与零碳金融国际合作和协调,例如,应继续在G20和NGFS等绿色低碳金融国际合作平台推进全球达成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和共识,努力承担更多责任;继续扩大与欧盟、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和组织的双边合作;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低碳金融发展。未来,我国参与国际零碳合作的领域应更进一步地拓展至金融监管和政策框架的制定、金融市场的开拓及零碳金融的全球治理机制建设,不断分享中国生态文明和零碳金融发展理念与实践经验,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一是以零碳债券为抓手,推动金融产品治理架构的国际合作。目前,跨境零碳投资、零碳债券全球市场建设等多双边国际零碳金融领域相关合作已经启动,我国在积极参与上述项目过程中。一方面,应积极利用丰富的绿色债券国际发行经验,以绿色债券为抓手,在规模提升、产品创新、产品披露标准制定、优惠政策出台等领域不断推动全球市场建设;另一方面,还应更进一步地通过国际交流合作,推动构建并不断完善全球零碳债券市场的治理架构,在降低全球零碳债券的整体风险层面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在信息披露基础方法国际趋同层面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各国采用的绿色可持续金融定义和计量方法存在明显不一致,我国应努力推动提高国际各类可持续投资计量方法之间的可比性、兼容性和一致性。例如,鉴于当前国际存在不同的绿色分类法,而不同分类法之间进行比较的成本较高,我国应积极推动采用绿色分类法的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和调整可持续分类标准时使用共同语言,参考联合国认可的国际工业标准分类体系(ISIC)以及其他源自ISIC的国际工业标准分类体系,进一步推动ESG评级服务商、金融机构和国际组织加强合作沟通,共同提高不同绿色认定及评估方法间的可比性、兼容性和透明度。

  三是积极推动全球绿色数据缺口的弥合和可持续数据的治理。我国应积极参加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全球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清算银行(BI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在缩小数据缺口方面的现有工作,推动各方利益相关者进行数据衔接,对绿色金融发展所需数据进行全球资源匹配,力求在国际合作框架下建立并日益完善绿色金融发展数据库。在可持续数据治理方面,我国应进一步在国际范围内推动提高数据质量和数据可获得性,拓宽获得公共可持续相关数据的渠道,并积极促成公共可持续相关数据数字平台的开放和共享。

  四是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零碳金融发展。发展低碳经济对“一带一路”国家至关重要,我国应弘扬开放、绿色、廉洁理念,立足“一带一路”,增加对新兴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零碳金融能力建设的支持,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在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在实施层面,我国需要不断提高境外项目的环境可持续性,推动实施《“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并通过培训、统筹规划等手段,帮助“一带一路”国家设计零碳金融政策、制定制度框架、规划零碳实现路径,提升其零碳金融能力。■

  [本文是能源基金会资助项目“中国2060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项目号:G-2109-3329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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