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与京圈:时代变了,“流氓”老了

小柚财经报道:

《王朔与京圈:时代变了,“流氓”老了》

文 | 毒眸

“大众”已经离“文学”很远。出本新书能被顶到微博、抖音热搜上的当代作家,王朔必算一位。

时隔14年,王朔的新书《起初·纪年》悄然上架,读者的热情足以令书商惊讶。出品方新经典文化的公众号推文中写道,预售开启前一天凌晨1点,“编辑的微信还在被催要购买地址”。而预售3天时,编辑就收到了加印10万册的通知单,印制部的同事还一连确认了好几次数量,“王朔的能量实在太大了。我们只是发了条新书消息而已……”

《纪年》是多卷本系列小说《起初》的其中一卷,作品取材自《资治通鉴》《汉书》《史记》所记载的汉武旧事,换言之,是王朔用他的“新北京话”写就的“历史小说”。

王朔的忠实读者,会为“朔爷归来”欢欣鼓舞,而对更广泛的受众而言,王朔的名字与影视概念上的“京圈”绑定,且这一印象基本被封在大约二十年前。《渴望》《编辑部的故事》《阳光灿烂的日子》《甲方乙方》等一度家喻户晓的影剧都改编自王朔的原著,时过境迁,王朔早不再为“京圈”提供养分,“京圈”也成了个有些年代感的概念。

王朔又一次“复出”,作品类型却和过往任何一次都不一样。他在《起初·纪年》的自序中说,本书开笔于本世纪初叶,“这一猛子扎出去,再抬头就是十啦年之后,街上流行戴口罩,恍范儿苍孙已然耳顺,电脑字从五号变成小三号……”变化的不止他自己,还有曾辉煌的所谓“京圈”。

王朔的“京圈”

“中国电影,哥们儿现在平趟。”1988年一个大雪天,王朔对他的“发小”、导演叶京说。当时叶京开车拉着王朔从西直门去和平里影协的电影院,观看据他小说《橡皮人》改编的电影《大喘气》,而这仅仅是同年上映的四部王朔电影之一。

那年又被称为“王朔电影年”,由他小说改编的电影《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接连上映。王朔觉得拍得最好的一部是米家山的《顽主》,因为“米家山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想法”,照着拍所以拍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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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主》是王朔与影视圈产生关联的起点。小说版权只卖了3000元,“导演米家山跟我联名,我才拿了1000多块钱。”在此之前,王朔用短短四年时间冲击了文坛,早期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还比较“纯情”,随着王朔“笔锋一转”,关于他的讨论也甚嚣尘上,以至有了“流氓文学”、“痞子文学”之名。

跨界顺利的直接原因,得归功于其小说较少着力描写,以大量对白见长,稍加改动就成了剧本。发表过王朔数篇小说的杂志《啄木鸟》的编辑魏人认为,“王朔最大的贡献就是对话语的贡献”:“王朔的语言是随着中国步入资本社会过渡时期出现的一种混杂情况……这种语言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会形成一种新鲜,一种时尚,一种娱乐行为,会迅速在老百姓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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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6播放《顽主》

那几年王朔不仅创作欲旺盛,还对大众传媒表现出了敏锐的市场嗅觉。1989年,他与马未都、莫言、苏童、刘震云、海岩等人一起创立了“海马影视创作中心”,作家团队有30余人,马未都当秘书长,王朔当理事长,开了市场化写作的先河。

工作室成立的消息登上了《人民日报》,发在“科学·文化·体育版”,标题中有“一批中青年作家进军影视界”。王朔一本正经地解释过命名缘由:“海马全身均可入药,有壮阳、止痛、强心等功效。如今,文学艺术正羞羞答答地左右为难,雅和俗像扯着一把锯的两只手。我们只想说:来几两海马吧,谁缺少什么,就让它得到什么。”

如果文化作品在影响力层面有“地位”之别,90年代起文学便开始让位于影视,而比起电影,电视剧与老百姓的距离更近。印证“海马”野心的第一部电视剧是王朔担任策划的《渴望》,1990年,《渴望》的收视率打破了中国电视剧的历史纪录, 甚至成为轰动性的社会文化现象,监制郑晓龙回忆,《渴望》播出后犯罪率下降,剧组还获得了公安部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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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

这也是王朔创作上的分水岭,“1991年前我是个职业写作者, 1991年之后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放任的态度。”1991 年之后,王朔少有小说问世,开始大量写剧本。用他的话说,“剧本我写个3万字,拿一两百万,我写一本书,累死我,也就发到一两百万,之后就是盗版。”

他第一份主笔撰写的剧本就是《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这部剧被视为国内情景喜剧的鼻祖。剧本本该由海马创作室几名作家合作完成,却在开拍前不翼而飞,马未都、魏人等人都不愿意再来一遍,在剧组打杂的冯小刚找到王朔,说希望帮他继续写完,此事让两人开始了一段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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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的故事》

王朔曾将“北视中心的十年”列为八九十年代内地文艺的“四大支柱”之一,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京圈”成员很多都是靠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热播剧,被更多的观众熟知。郑晓龙时任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主管电视剧生产,他的团队先后制作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过把瘾》等,《编辑部的故事》捧红了葛优,《北京人在纽约》捧红了姜文……冯小刚和赵宝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院子弟”,也通过这些剧慢慢有了独立执导权,开始获得更大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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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北京人在纽约》

另外不得不提的,还有导演叶大鹰和叶京。叶大鹰是叶挺将军长孙,他与王朔相识于1985年,成为朋友后带着王朔的两部小说《浮出海面》和《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回到西影厂,推动了它们的电影改编,《大喘气》则是叶大鹰的导演处女作;叶京后来根据他与王朔一起亲历的大院往事拍出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被王朔盛赞:“当年我放过话,要写一个大小说《残酷青春》,最损写成《飘》,一不留神就写成《红楼梦》。现在不必写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就是。这一段儿我不写了,写不过他。”

1991年,拿到王朔《动物凶猛》改编权的姜文决定执导自己的剧情长片,影片后来定名《阳光灿烂的日子》,于1993年王朔生日当天开机,姜文在现场拉出横幅:“阳光永远灿烂,朔爷永远牛逼!”这句话也是王朔当时在影视圈地位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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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的日子》

与此同时,针对王朔的批判,却从他的老本行文学圈开始向外蔓延。1993年1月《中国青年报》开辟了“王朔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专栏,展开对“王朔现象”的讨论。9月《光明日报》发表的《从王朔小说中读出什么》中说:“如果把文学完全建立在一种商品观念上,就必然会损害艺术的特性和精神……变文学为‘逗乐解闷’、‘喷饭解颐’的工具,就会拒绝深刻、拒绝意义而媚俗。”

而“王朔现象”引发的争议不止“文学商品化”,还成为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导火索。讨论源于《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刊载的《旷野上的废墟一一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这是市场经济开放后知识分子们在种种新思潮冲击下的一场反思,范围涉及整个文艺界,持续了数年时间。

1994年年初,冯小刚在一场饭局吃到一半时找到王朔,说有消息称他被媒体“封杀”。当时王朔与冯小刚合伙开了一家“好梦公司”,筹备的三部电影《月亮背面》《我是你爸爸》《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无一过审。1997年,王朔想拍池莉的小说《一去永不回》,又因“宣扬灰色人生观”被毙。

同年王朔远遁美国,走之前和冯小刚说:“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你有机会活,不要一起死。”

“消失”的京圈

回忆自己最有声望的90年代时,王朔说:“不是说我养活很多人,那时候我最有名啊,我能帮一些人。这社会是势利的,大家都起来,朋友都是腕儿,多好啊。”

1997年北影厂厂长韩三平找到冯小刚,让他拍部商业片试试,年底《甲方乙方》上映,收获票房3600万,一举奠定内地电影市场“贺岁档”的概念。影片改编自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没署王朔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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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乙方》

从此,曾经在剧组打杂的冯小刚成了大众最熟悉的“京圈大佬”。而冯小刚在商业大片上的崛起,则离不开另一位部队大院出身的老板王中军。王中军的华谊兄弟本是靠广告业务起家,1988年投拍英达的情景喜剧《心理诊所》,开始转战影视。次年,华谊接连投资姜文的《鬼子来了》、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和冯小刚的《没完没了》。

三部电影里,只有冯小刚的贺岁新作《没完没了》挣钱了,该片票房3500万,是2000年票房最高的国产片,同年全国总票房也只有8.6亿。华谊兄弟开始与冯小刚深度绑定,20年时间里推出17部电影,在2010年以前双方合作的单片票房都没跌出过年度前三,还拿到过三次年度票房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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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完没了》

从2014年开始,华谊兄弟启动“去电影化”战略,本意是丰富盈利模式,但在电影主阵地上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从2018年的风波至今,华谊兄弟已连续四年亏损,据其2021年年度财报,全年净利润亏损2.46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64.02%,四年累计亏损总额则超过64亿元。

去年,冯小刚执导的网剧《北辙南辕》为华谊兄弟的影视版块贡献了较多收入,该剧口碑却一塌糊涂。冯小刚依然执着地在剧中勾勒着自己的“大飒蜜”审美,宣发点之一是“原汁原味的现代北京话”,却因情节过于“悬浮”被豆瓣网友打出了4.9分。有高赞评论称:“不是不真实,是少数人的真实……看起来就是京圈众人狂欢,还是一出昔日辉煌不再江湖已变的落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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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不吃那套了”早有预兆,2010年的《非诚勿扰2》,王朔再次和冯小刚合作写剧本,票房4.72亿,评分6.6,三年后王朔亲自执笔,票房7.14亿,评分跌到5.9,王朔还因此拿了个“金扫帚奖最令人失望编剧”。王朔还帮姜文写了《一步之遥》,这也是姜文“民国三部曲”里口碑相对较差的一部。

当然,“京圈”创作者们最喜爱的内容题材还是“写自己”,也就是记录特定历史时期里“无处安放的荷尔蒙”,反复回忆大院高墙下的反叛青春。“顽主精神”、“血色浪漫”曾经让那批作品备受褒奖,只是如今看来,除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等少数作品几乎可以作为“影像历史”被铭记,看“父辈缅怀自己的青春”对年轻观众而言显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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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的日子》

有人说“京圈文艺”的内核,可以用《和青春有关的日子》里一句反复出现的台词概括:“从小就一块儿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从楼上往过路人身上吐痰玩,多么美好的童年。”

大院子弟的纨绔少年时代其实很特殊,甚至并非同时代人经历的公约数,以前的观众可以当作一种“奇观”来欣赏、向往,但这些故事本身是一次性的,讲完后也没了猎奇感。

更细节处,像王朔曾客串说过的“五洲震荡和为贵”、葛优说过的“列宁同志不咳嗽”等,在当时看来有着解构革命话语的喜剧效果,对下一代消费群体来说,这些“贫嘴”、“嗑儿”也并不幽默。

时代更大的变化,是创作、宣发、评价的话语权都被稀释。“圈”之所以成立依托的是资源聚拢,在影视领域也就是资金、演员、传播资源等等,2002年左右广电总局先后发布《电影管理条例》等,鼓励民营资本注入影视制作,后来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又进一步做大了市场蛋糕,拍摄不缺钱、口碑大众定、传播甚至会有“自来水”,圈内圈外的信息差在信息时代也被缩小了。

尽管在流量导向下资本运作仍具优势,也在受众一方形成了新的“圈子”形态比如“饭圈”,但类似“京圈”这样的少数人规则,终究要让位于大多数说了算的市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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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论艺术水准,“京圈”也不是对国内文艺创作贡献最大的,在政策资源有利的年代,长影厂、西影厂、上影厂的作品似乎更能代表彼时的高峰,比如西安电影制片厂就曾出品过多部斩获柏林、戛纳、威尼斯电影节最高奖的影片,张艺谋、陈凯歌等同时代旗帜人物也与“京圈”没什么关联。至于“演员潜规则”,王朔自己曾说:“出名的演员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是凭关系上的戏。”

沉默的王朔

2007年因为一场官司短暂“复出”时,虚岁50的王朔对媒体说过这么一段话,基本也就把“京圈”侃透了:

“因为当时他们比别人有资源,北岛、顾城这些白洋淀诗派,全是干部子弟,他们当时能接触外国诗。摇滚圈这些各大文工团的,崔健他们,拍电影的,李少红、周晓文,包括陈凯歌、田壮壮,爸爸都是老干部,他们占有资源,说实在的这是不公平,你没看过电影他看过,他们就能拍得跟你不一样,你个傻冒,他们就不是。

作家大量的都是这路,包括当年张辛欣,我们院儿都出了好几个作家。我一直跟这帮人在一起,你工人农民接触不到这些。当然慢慢有了受教育机会,能接触到。我们这帮人当然互相支援,大家碰到一起也比较好聊,就互相帮忙。所以也迅速形成一个文化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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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朔的成功,恰恰在于用嬉笑怒骂解构权威,乃至对滋养自己的特权阶层进行反叛。时值大众文化全面崛起,大众消费扑面而来,较早站上潮头的王朔成了“大众文化的娱乐英雄”。这种反叛相当纯粹,解构之后,不负责建构。叶京分析过他的心理:“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就是觉得只要有谁,想特神圣不可侵犯地放自己在神坛上,就要卒瓦(北京话,指打碎、摔破)谁。谁也别把自己放神坛上。为什么王朔说我要卒瓦我自己?因为他自己要先坐到这个神坛上来,抢夺话语权,然后他就咣叽把自己给卒瓦了,谁也别想当偶像,中国现在没他妈的偶像!”

反到极致时,王朔的确连自己都反,他曾用骂鲁迅、金庸、张艺谋等名家的笔调,写了篇一万字的《我看王朔》,把自己从里到外骂了个遍。文中王朔称自己“浪得虚名”的语言风格是全北京的售票员、小痞子、侃爷们集体创造,“因为没有书面语表达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说中”。

王朔还称自己“反文化精英的姿态是被迫的”,因为做不了知识分子索性就站到反面:“这就有话说了,不是咱不懂,而是瞧不上!”到知识分子真的批评他了,“他面儿上坦然,心里还是有点急了,抱怨人家没有看到他暗藏的那些优点。”如此骂完,对他持批评意见的各方反而无从下口。

在这个层面上,假使一个时代本来就没有不可侵犯的神坛,没有文化偶像,王朔的反叛没有标靶是必然的。

从新世纪起,王朔就沉寂多年,2000年左右也是他个人精神境遇的低谷,父、兄、好友梁左相继去世,他“把自己完全打碎了”、“哭都哭了好几年”。七年后,他对网络博客表现过浓厚兴趣,骂了骂当时出名的余秋雨、于丹,也开“地图炮”喷各地网友,奥运倒计时500天时北京发起“抵制国骂运动”,大批网友提出先封杀王朔。

出版《我的千岁寒》《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等几本书后,王朔就又销声匿迹,直到这次发新书《起初·纪年》,新世纪22年,王朔不沉默的时候最多两年。如今的“娱乐偶像”大概已经不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而在“人人可发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体言论的能量反而变得微小,众声嘈杂中谁也不是权威,调侃与解构充斥在网络的每个角落,也不再需要王朔代替大众去反叛和表达什么。

《王朔与京圈:时代变了,“流氓”老了》

来源:@FILM94

以前王朔认为,“小说是什么?就是自己生活的写照,文字是什么?就是简化的过程……谁写长河似的小说谁就是傻子,你不如拍长电视剧,大家直观地看。”

现在王朔连“自己”也不写了,而是第一次拿出了一本纯虚构小说,四卷本140万字,也算是兜了一大圈后回归本业。这样的复出,也算沉默的一种。

从此,江湖再无“京圈朔爷”,只有作家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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